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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评价总结，功大于过

野史纷出民国初年，汉人喜谈满清皇室的历史，一时间野史纷出，其中有许多是涉及雍正的，如燕北老人撰《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蔡东藩作《清史演义》，柴萼著《梵天庐丛录》，孙剑秋作《吕四娘演义》《血滴子》等。这些书对雍正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以及性格、为人、政事都有评介，其中多属伪造历史，荒诞不经。野史中关于雍正的父亲，《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中称康熙一日见卫某之妾，爱之，召入宫，六月而生雍正，故云"世宗实卫家儿矣"。该书又说"胤稹之母，先私于（年）羹尧，入宫八月，而生世宗"。这就使读者糊涂了，雍正究为卫家儿，抑或年家儿耶？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要人们相信哪一个说法呢！卫某为何许人，燕北老人说其妾入侍康熙以后，被召为御前侍卫，则其系无名下人，无法考证其为雍正生父。至于年羹尧，"当抚川时，年未三十"。他出任四川巡抚是在康熙四十八年，可知他应该生在康熙十八年以后，而雍正则生于康熙十七年，后出世的人却成了先到人间的人的生父，世间哪有如此荒诞的事！柴萼说雍正做皇子时贩卖丝绸到苏州，住在青浦巨盗黄鱼大王金子良家，登基后将金子良捕获，因有一饭之恩而释之。雍正平生只有一次跟随康熙南巡到过苏杭，而且是以公开身份去的，他不可能以贝勒、亲王身份亲自做买卖去松江青浦，因而也不会与巨盗交游。不过这种传言，可能是根据他派人到江浙贸易而编造的。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1635- 1834)》记载，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派遣喀恰浦到中国定海经商，喀恰浦将货物准备就绪之时，他感到了麻烦，因为"皇帝的次子派商人从北京来此，授权与彼令与英人贸易，并要求地方官员给英国人以便利，该商人甫方到达，另一受皇帝第四子委派的赋有同样使令的商人接踵而至。他们虽然各有自己的打算，但连成一气，以致我们以前的商人深感畏惧，而不敢出面交易"。当时的皇太子胤扔和贝勒胤稹分别派人到定海，与英国人做生意。雍正本人没有去经商，但属下人干了，因而产生他江浙贩卖的传言。世间传说雍正在皇子时与江湖侠客接交。燕北老人说，雍正为康熙所不喜，漂流江湖，与剑客力士游，结兄弟十三人，长者为和尚，他们武艺绝伦，又研制出"血滴子"杀人利器。这些说法中，把雍正描绘成精通武术的人，这与他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雍正把他的武艺与其父康熙做过比较，说 "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众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朕之技射又不及皇考矣"。他并不认为自己武术高明。他自己没有独立进行过秋弥，也没有表现过这种才能。他之所以被同剑客、武艺联系起来，大约是因为他在皇子时就同和尚接近的关系，还有则是为虚构他的继位和死亡同侠客有关的需要。至于雍正的即位，燕北老人又提出了三种说法，一是其生父卫某把康熙传位十四子的遗诏的"十"字改为"于"字；二是他自己进宫窃遗诏，将十四子的"十"字更易为"第"字；三是他把"十"字改作"于"字。改 "十"字为"于"字，是雍正在世时就有的传说，燕北老人把这历久相沿的传说及由此而衍化的其他改诏说，一股脑儿取来，这是用传闻异说以媚读者，并非抱着传留信史的态度澄清雍正即位的疑案。以上出现关于雍正的种种传说，或自相矛盾，或不合情理，均非实录。然而之所以出现这些秘闻，也有其他的原因。辛亥革命，本以反满作号召，如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推翻清朝后，为巩固成果，亦须继续排满。因此，民国初年关于清史的著述接连出现，研讨清朝的得失。人们痛斥清朝残暴统治和腐败无能，又以汉人的尊夏攘夷观念痛诋清朝皇室，于是什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等疑案相继被大肆渲染。关于雍正的种种无德的说法，也不是完全为他一人而发，其实是丑化清室的需要。把对雍正的传说置于这种背景中考察，则较易明了它的真伪。上述这些故事的作者，虽有严肃者，但专为迎合小市民心理者不乏其人，以为人们爱听宫中趣事，有皇帝时人们不敢谈论他们，及至帝制取消了，可以无所顾忌了，于是大讲特讲。然而宫闱之事本极秘密，难于得其真、得其详，于是靠传闻，传的人多了，越传离事实越远，以至有的作者自逞臆构之能，将故事越编越荒诞。即如燕北老人，自云其宫中秘事的资料，由小苏拉提供，因辛亥革命后，南方缙绅士大夫多喜谈清廷宫事以为乐，他的记载为许多人借阅，有的竟被披于报端或载入名家笔谈中，到1919年乃受友人怂恿，将其书公之于世。其友人陈鹤炜为之作序，极力称赞他的著作 "......宫闱之事，言谈有禁，传闻既少，记载亦鲜，偶或散见各书，大都一鳞一爪，非语焉不详，即传闻失实，从无有有系统而集大成如今之《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者"。又说这本书"搜访既确，去取尤严，无一字不有来历，即无一字不加斟酌"。然而从前引该书叙事可知，他之著书，既不严肃，也不审慎，唯以谈清宫事，迎合某些读者的需要。励精图治雍正在他统治几年后，作了个自我评价，说"朕返躬内省，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绝不能说他大言不惭。雍正在他不长，但也不算太短的十三年统治中，唯日孜孜，励精图治，又抱定改革的宗旨，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实行极具个性化的方针、政策。他施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的赋税制度，清查隐田，清理逋赋，并使士民一体当差；停止户口编审，严行保甲制度和乡约制度；更改法规，制定主佃关系的新律令；除豁贱民，严禁抑良为贱；重视农本，扩大垦田，兴修水利，给予老农顶戴；坚持抑末政策，禁止开矿；创立军机处，健全密折制度，实现台省合一，提升府州；考核钱粮，清理积欠，清查仓储，整饬吏治，实行养廉银制度；延续朱明禋祀，对汉人进行某种笼络；用人不全论资历，甚至不拘满汉，注重才能，不秩进用；实行铜禁，严查私钱；改革旗务，注意旗民生计，阻止满人汉化；坚决镇压青海厄鲁特和西藏噶伦的叛乱，坚持对新疆准噶尔的用兵，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极力尊孔，大搞祥瑞迷信和利用佛教，豢养道士，糅合儒佛道三教；任命族长，鼓励宗族活动；宣讲《圣谕广训》，倡导移风易俗，去奢崇俭，旌奖拾金不昧，表彰节孝，提倡社会救济；打击朋党，清除允撰和允褪、年羹尧、隆科多各个政治集团；有意识地压抑科甲出身官员，整治其代表人物杨名时、李绂；围绕嗣位问题发生曾静投书案，制造了吕留良文字狱，随之出现其他文字狱；镇压农民暴动和商民罢市，严禁秘密宗教活动；与俄国订立《恰克图条约》，驱逐西方传教士；开闽粤海禁；等等。国家事务，社会问题，民间生活，雍正无不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进行改变。他办的事情太多，有的见成效了，有的失败了，有的还在开头，也因他人亡而政亡了。他的政治主张，在下列几方面，颇具积极意义：第一，相对地调整了生产关系。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将按人丁供役改为从地亩征收，政府丁银数额没有减少，但民人承担徭役的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无地少地的农民免除或减少了丁役，田多的地主则需代这些人完纳丁银。这一政策施行后，政府由于丁银收入有了保障，对掌握人丁的多少已无须特别注意，所以便停止了户口编审。这样人民离开乡里的限制减少了，反映政府对农民控制的削弱。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实行，使官吏征收火耗控制在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二十之间，比私征时相对减少，而且由于实行养廉银制度和整肃吏治，官吏一般不敢狂征滥收，使得人民的耗羡负担有所减轻。雍正改定主佃关系的法规，加强对不法绅衿的管理，禁止他们非法欺压乡。他的这些政策，处理贫穷纳税人与清朝政府的矛盾，佃农与地主的矛盾，以实行地租再分配的办法，适当减少贫苦农民的负担，削弱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与清朝政府、与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局部调整了生产关系。第二，比较清明和稳定的政治局面。雍正设会考府，审核六部奏销，下令督抚清理积欠，一旦发现官员亏欠、贪赃，革职追赔，严惩不贷，虽然使他背上了"严刻"的恶名，但是却狠狠地打击了贪官污吏。他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使官员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情况下获得加俸和办公费用，这样打击贪赃和养廉银制度相结合，使大多数官吏在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不敢以身试法，导致吏治相对比较澄清。不仅雍正朝如此，而且保持到乾隆统治前期。雍正实行首隐和报垦政策，增加了田赋收入。又清理逋欠，厉行追比。经过变更赋役法则，打击贪官污吏，严行催科，保证了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改变了康熙末年国库短绌的状况。康熙朝的太子事件产生了朋党之争，经历康熙后期延续到雍正初年，它造成了政治紊乱。雍正的即位在客观上给了它惩创，他又厉行反对朋党的政策，彻底摧毁允撰集团。待后曾静投书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明着讲解决满汉矛盾，实际上是在舆论方面巩固对允撰集团的胜利。雍正还把它同改革八旗结合起来，进一步削弱下五旗王后的势力，进而加强皇权。他在处理允撰集团时不无残暴之机，但这是政治斗争，它的结束，改变了政治混乱的局面，有利于新朝改革政令的推行。雍正在反对朋党斗争中，深刻认识到清朝既不可简单地采用汉人的立嫡制，也不可能像祖先那样没有完善的制度，于是提出秘密建储的办法，并成为清朝一代的嗣位家法。这个制度，可以挑选中意的皇子为储君，不限定嫡长，这样的继承人应是比较理想的，有传子传贤之意，比嫡长制有优越性。由于是秘密确立，可以避免储君与皇帝、与诸兄弟间的权力之争和矛盾的发生，避免可能出现的朋党之争和政治混乱，这是一个有利于政局稳定的立储制度。雍正屠戮年羹尧、隆科多，惩治权臣的专擅和可能出现的新朋党，在这两个案件中，他前有纵容之咎，后有杀功臣之讥，但防止政出多门的弊端，尚不可全行否定。雍正这些政策的实行，造成比较廉洁的政权，从而使清朝政治比较稳定。第三，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雍正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经过激烈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雍正平定青海厄鲁特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在这里实行郡县制和札萨克制，为后世青海建省创造条件。平定西藏噶伦阿尔布巴的叛乱，首次设立驻藏大臣，为乾隆时驻藏大臣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雍正致力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解决，改变了它们的一些政体，密切了它们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便如此，雍正的治理也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他的那些措施，相当多的只能起治标的作用。如整饬吏治，不拘资历用人才，压抑科甲出身的官僚，都有良好的效果，但是封建的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不变，则封建统治中的贪污腐败等败坏吏风的痼疾很难根除。因为雍正所使用的官员与被打击的因循守旧和贪赃枉法的官吏，属于同一种教养，同一个思想体系，同一个来源，他们没有本质的差别，其中一部分人仍会营私舞弊，还会墨守成规，过了一定时间，政治气候稍有变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就会不法妄行了。雍正的治标，致使他的革新不可能深刻改变社会面貌。雍正的改良政治，相当多的项目是从务实考虑的，收到了实效，但是他在短时期内，铺的面太大，涉及的范围较广，对有一些事情，他调查不够，了解不深，就凭主观愿望去办理，因而在总体上缺乏计划，章法凌乱。其实有些事情可以不搞或缓搞，如推广官话，就彻底失败了。又如，提升府州，首先应当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有的州县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人为的提格，最后还是退回去。有一些事情雍正做得太过分，如打击朋党，有其合理性，但又扩大化。像贝勒延信在西藏立有军功，却被牵连到允褪及年羹尧案中，竟圈禁致死。对于年羹尧、隆科多，罢黜即可，何须赐死、禁死！雍正还有一些很坏的弊政，如大搞祥瑞，崇信佛教，大兴文字狱，阻挠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行保甲制度，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权衡雍正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功绩大于过失。他的历史地位，如果再放在帝王群中作一比较，也许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上，商汤、周武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汉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神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明成祖、清圣祖、清高宗等帝王，或削除混乱，统一中国；或内政修明，社会经济发展；或加强民族联系，开拓、巩固边疆；或兼而有之。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各自施与了不同程度的有益的影响，是杰出的或比较杰出的帝王。雍正的改革弊政，巩固边疆，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堪与这些君主相媲美，应当是这个行列的当之无愧的成员。还要看到那些帝王多半是开国和守成之君，即王朝的第一二代，他们处在前一王朝的末期，社会矛盾尖锐，给予他们施展才能的良好机会。这些帝王中属于朝代中间的不多，只有汉武帝、唐玄宗、宋神宗、清高宗等人。这些帝王当政之时，祖宗成法具在，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冲破祖制的束缚，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又自有其特殊的困难。雍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更应当肯定他的贡献的难能可贵。总之，雍正勇于革新，解决或试图解决历久相沿的弊政，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成吏治的相对澄清，造成国力的强盛和国家政局的安定，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所以说他是奋发有为的、对历史发展作出贡献的君主，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政治清明雍正统治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局部调整了主佃关系、农民与国家关系，国家统一、稳定，从而允许生产力有缓慢发展的可能。这个时期，开直隶营田，广西垦田，兴修宁夏水渠，兴建江浙海塘，防治黄河，调湖广老农入川教垦，北方老农到华南教种杂粮，江浙老农至直隶教种水稻。云南采铜由年产八九十万斤，增到四百多万斤。农业和手工业都有所提高。雍正时期的政策与生产力的发展，同前接的康熙朝、承续的乾隆朝颇多一致。在农业方面都注意兴修水利，鼓励垦荒，改革赋役。康熙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把丁银额固定，为雍正实行摊丁入粮创造条件。手工业者的匠班银，康熙时将浙江、湖北、山东等省的摊入田亩征收，雍正间又把江苏、福建的摊入田粮。乾隆三年（1738)，通令全国实行。清朝政府不断宣布普遍捐免钱粮，康熙五十年（1711)宣布，在三年内轮免全国各省钱粮，计三千八百余万两，雍正蠲免江苏逋欠一千二百余万两，乾隆间又屡行普免政策。蠲免钱粮，得实惠的是有田人。佃户则仍要照原租额向地主纳租，康熙感到不公平，于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规定，以后凡遇豁除钱粮，按数分摊，其中七成归地主，三成归佃户，即佃户可以据此少向地主交租。雍正八年（ 1730)定例，在江浙两省重赋区蠲免时，若全免，佃户原纳租一石，则减一斗五升，若免五分，每一石减七升五合。乾隆即位后，沿用其祖其父的成规。清朝开国时期，建立蒙古八旗，实行皇室与蒙古王公联姻的政策，又崇信喇嘛教，作为联络蒙、藏等少数民族的一种工具。这些政策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实行了。康熙同沙俄殖民主义者作斗争，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境；雍正与俄国缔结《恰克图条约》，确定中俄中段疆界。康熙警惕西方传教士的侵略活动，不许教会干涉中国内政，雍正则将传教士驱逐到澳门。康熙在同传教士接触中，注意吸收科学文化知识，这一点上雍正逊于其父一筹；康熙末年禁止商民往南洋贸易，雍正开广东、福建洋禁，乾隆又比老子胜一筹。在关于农民和农业生产、民族、对外关系等国家主要政策方面，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脉相承。这种一贯性，应在评价雍正朝的历史地位时充分注意。康熙、乾隆两朝的历史地位已为相当多的人所认同，即所谓"康乾盛世"。在这两个功业素著的帝王之间，雍正朝的时间尽管不及前后两朝的九分之一，却是不可忽视的。康熙后期的弊政，若不是经过雍正朝的大力整饬，大清王朝可能会较快地衰落，而雍正朝一系列行之久远的政策，又为乾隆朝兴旺发达和清朝长远统治创造条件。乾隆中河南巡抚阿思哈说："圣祖仁皇帝涵濡煦育六十余年，久道化成；世宗宪皇帝整饬纲纪，通变宜民，凡阊阎疾苦，靡不周知；我皇上缵承三圣，善继善述......"对三者关系及雍正除旧布新的评论比较中肯。近年，日本学者佐伯富说"谤云，王朝基础多奠定于第三代，雍正皇帝正为清入关后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数十年之基盘，即为其所奠定"。《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的作者杨启樵认为， "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早衰亡"。他们从对清朝全部历史的影响，高度评价了雍正的历史活动，就清朝在全国的统治而言，顺治、康熙两朝是创立期，雍正朝兼有巩固和开拓之功，乾隆朝则达到鼎盛。康熙、雍正、乾隆顺利发展，成果递增。当人们讲到康乾盛世时，应当包括对雍正朝地位的肯定。纵观大清王朝的整个历史，它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是否可以认为，入关以前是开国时期，顺治、康熙、雍正以及乾隆前二十三年为前期，乾隆二十四年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为中期，其余的时期为后期。这里需要说明前期的划分，把它的下限定在乾隆二十三年的原因，除上述康熙、雍正、乾隆基本政策相同，互相补台，推动社会发展外，充分考虑了解决准噶尔人问题的重要性。乾隆二十三年彻底消灭准噶尔人中的分裂势力，确立对北疆的统治。事情的意义远不止此。准噶尔人的势力，在清朝前期，除控制新疆之外，一度达到西藏、青海、喀尔喀蒙古以及甘肃和宁夏的一部分，掌握喇嘛教，进窥内蒙古，分裂分子、野心家噶尔丹妄图把战火从边疆扩大到华北地区。他的骚扰，对清朝政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噶尔丹谋图进攻喀尔喀时，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于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十二月病死，康熙对她非常敬重，然而因形势紧张，据朝鲜人记载说"秘不发丧"，可见蒙古事态的严重。次年，康熙派索额图与俄国谈判边界问题，指示他尼布楚等地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然而代表团前往谈判地点的路上，因噶尔丹进扰喀尔喀而不能前进，只得返回。第二年再去谈判，清朝把尼布楚之地让给俄国，以便达成协议，这一改变显然是因噶尔丹的问题。三藩之乱，一度占据南中国以至川陕部分地区，形势险恶，康熙也只是命将出征，而对噶尔丹则三次亲征，直至消灭其势力而作罢。迨后策妄阿拉布坦作乱，康熙大约也考虑过亲征，只因已是六十多岁的老翁而未能成行。雍正于西北两路用兵前，特与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行跪抱礼，虽有张皇其事之嫌，实亦系极端重视这件事。他急于和俄国订立《恰克图条约》，同康熙一样，含有阻止沙俄殖民主义者勾结准噶尔分裂势力的意思。准噶尔的问题，影响到清朝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清朝政府只有妥善解决它，才能最终巩固北方、西北、西南边疆，坚持实行以喇嘛教制驭蒙古人及利用蒙古人协助其统治汉人的政策。所以，清朝处理准噶尔问题具有划分清史发展阶段界标的意义。如果这样的划分意见能够成立，雍正朝则属于清朝前期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雍正除旧布新，政治比较清明，国力较为强盛，为大清王朝持续前进发展创造条件。适应时代雍正历史功绩多寡，取决于他个人的因素和他所外的时代。他的时代舞台允许他有多大的活动场面，要求他作怎样的表演，这是必须考察的。但是如何认识那个时代呢？从雍正的作为来进行分析，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统观清朝前期，包括雍正朝以及雍正本人的一些活动在内，来看雍正所处的时代。第一，农民抗租抗赋及争取永佃权的斗争。康熙年间撰修的《无锡县志》说该地"佃田者不输租，寄籍者不输粮，积以成习"。抗租、抗粮，这是清代农民斗争的重要内容。农民抗租采取了多种形式，以暴动最为激烈，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 江西雩都佃农邱兰秀、陈万余等以"除赋捐租"为号召，率众围攻田主赵唐伯庄，不久聚众千余人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对抗。抗租内容多种多样，有的拒不交租，像康熙四十六年（ 1707)无锡农民在过胡子领导下进行"租米不还籽粒"的斗争。有的反对两季租，如前雍正八年崇明佃农抗租运动。有的反对大斗收租，如康熙中福建上杭农民制定标准斗斛，不许地主私用大斗。有的以次等粮食交租，如江南、江西农民专门种植产量高、分量重而出米量少的稻子交租，把它叫作"瞒官稻""芒谷"。满清统治时期农民斗争的另一项内容是争取永佃权。康熙五十二年，江西兴国县佃农在李鼎三领导下，组织会馆，反对地主退佃、转佃。与此同时，石城吴万乾也为争取永佃权举行了暴动，这种永佃权的要求，同清朝流行起来的押租制相联系，地主为防止农民抗租，出租土地时先收押金，这样农民"买田承种"，从而拥有田面权和永佃权。而这两种权力，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地主对土地的任意支配权，使它的土地所有权不完整了，这是农民为土地而奋斗的结果。明、清两朝交替之际，长江中下游的奴仆群起暴动，反对人身奴役，要求"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清朝前期，贱民继续斗争。清朝前期，农民隐匿人口，逃避赋役，隐瞒田地，拖欠钱粮。清代前期农民（包括贱民）斗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而不满和反对地租、赋税剥削最为突出，清朝政府的赋役改革，正是为消弭农民的这种反抗斗争。私人地主也采取措施，变动与佃农的关系。鸦片战争前的清代，货币地租在不同土地类别的官田、义田和民田上，在不同经营类型的粮田和经济作物田上都出现了，国家、地主集体和个人都采用了，它呈现出某种发展趋势，是实物租向货币租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化。货币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最后形态和解体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地主对农民的控制比在实物租下有所削弱，这也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变革。第二，封建吏治的痼疾及其不可改变性。捐粟拜爵，秦汉已兴，历代相沿，然至明朝始定出捐纳事例，到清代则盛行起来。康熙十三年（ 1674)，以对吴三桂用兵的军费需要，始开捐纳之门。以后清朝政府屡以用兵开捐，乾隆以后，捐官、捐监，已成为清朝政府一项固定收入。捐纳，使有钱的人通过捐银、捐米得到官职，在职官吏可以升迁，降职、革职官吏可以恢复原职，所以它是一种卖官制度，是一种败制。封建科举制度，沿袭到清代，百弊丛生。康熙再次以理学为官方哲学，科举用八股文，从"四书五经"命题，这是用僵死的官僚式文体把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在腐朽的理学之内，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庸才和奴才。加之科考舞弊已不可救药，有真才实学者往往不能中式。入仕者本以科举为敲门砖，从政后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败坏吏治。科举的这些弊病，明代已经如此，清朝死守不变，到了灭亡前夕才被迫将它废除，可见满清政府态度的顽固了。衡量吏治的好坏，官吏的清廉与否是一种重要的标志。康熙时有一些所谓清官，如张伯行、赵申乔诸人，其实他们并非一尘不染，只是少征耗羡。其时官贪吏蚀，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吏治相当败坏。耗羡提解，变私收为官征，遏制官吏的狂征滥敛，但是私征是不合法的加派，官收虽减少了数量，仍然是加派，并且使它成为合法的。火耗提解限制官吏贪赃只能行于一时，后来贪污不可遏制，在耗羡之外再增耗羡，形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恶浊局面。这种现实说明雍正的挽救政策只能有暂时的一定程度的效果，更严重的是官吏的营私舞弊，竟有利用雍正比较得人心的政策的，如在奖励垦荒中虚报顷亩，进行增赋，以此捞取政治资本。好政策则被贪官用去办坏事，这种官僚制度的腐败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境地啊！第三，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国统一的封建主义皇权，自秦始皇奠定基础，以后逐渐强化，至雍正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清初沿明之旧，实行内阁制度，但内阁制在其明中叶的极盛时代，大学士也没有任免官吏的权力，无法达到往昔宰相地位，况且清初别有八旗贵族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协助皇帝决定军国重事，分散了内阁的权力，同时也侵夺了皇权。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用亲信文人参议政事，以抵制议政王大臣会议，加强皇权。雍正统治时期则创立军机处，向军机大臣面授旨意，由他们草拟成正式文件，发给有关衙门和官吏。雍正还把康熙朝已出现的密折制度化，令官员用奏折报告政见、建议、施政情况和私人事务，他以朱批的形式给以指示，这样进行的政治，是皇帝意志的体现。雍正通过密折制和军机处总领天下庶务，等于取消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决权，内阁的批答权，进一步削弱了 "相权"。封建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后再没有发展了。这种皇权的加强是在明末清初先进思想家猛烈抨击君主**之后出现的，更应引起注意。康熙初，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痛斥君主已成为天下之大害，他说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 "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社会不得安宁就是因为有国君。黄宗羲对君主制的理论基础君权神授论、君主制的核心君为臣纲、君主制的法制"一家之法"，都做了一些批评，他特别提出限制君权的某些设想，主张提高相权，广泛吸收士人参加政治活动。与黄宗羲同时，唐甄著《潜书》，也把矛头指向集权的君主，宣扬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们揭露了君主专制的黑暗与罪恶，主张削弱皇权，改善专制统治。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要求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康熙、雍正置社会舆论于不顾，沿着加强皇权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达到封建专制统治的顶峰。皇权的加强，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统一、政治清明不无某种意义，但是它维护衰落中的封建制度，强化对人民的统治，扼杀新生事物的反动作用，则是主要的。第四，顽固阻挠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清初持续着，康熙中期起出现发展的趋势，在太湖地区的丝棉织业，云南铜冶业，景德镇制磁业，江宁、广州的丝织业，川、陕，鄂三省山区的冶铁业、造纸业，苏州的小五金行业、制烛业，都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其中以苏松的丝棉织业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在这里，"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机户备置机器和原料，是初期资产者；机匠受雇于机户，领取工钱，是被剥削的生产者，双方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康熙年间，苏州出现大包买商，开设账房，拥有大量的资金、原料和织机，"散放经丝，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在染踹业中，布商将布匹交踹坊压光，踹坊由包头开设，踹匠按件领取工钱。包买商将资本投入纺织业的生产过程中，是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包买商本身就成为初期资产者。苏松纺织业从业人员很多，康熙年间苏州的踹匠万余人，雍正中约有两万人，这是有相当规模的行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新的社会因素向封建的大一统挑战：它以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雇佣关系冲击封建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以较多的商品刺激地主，促进它的转化，使之一部分向经营地主发展，一部分变为更腐朽的城居地主；它同官府矛盾，反对残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它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冲击封建的自然经济，一句话，它冲击和分解着封建制度。清朝政府阻挠、破坏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其目的无疑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地租重，吸引着商业资本，"以末起家，以本守之"，依然支配着人们的行动，经商致富者大多购置土地，而成为包买商的还是少数。地租重，农民购买力极低，使手工作坊的生产品市场不易扩大，自然经济不易打破，手工作坊的生产难于迅速发展。清政府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所起的作用同样恶劣。雍正不止一次讲"四民士为首，农次之，工商为下"。这是封建统治者传统的观念和政策，并没有新的内容，但这种重申，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情况下，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清政府采取了许多重农抑商的措施，它禁止开矿，因为矿冶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来自四方的人聚居一处，政府又担心工匠闹事，更怕厂矿倒闭，工匠成为游民，破坏它的社会秩序，雍正坚持实行禁止开矿政策，所反复讲解的就是这些理由。清代采铜业是冶炼业中唯一得到官方允许发展的行业，这是因为铸造制钱需用铜做原料的原因。所以，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即在云南开发铜矿，雍正对此也网开一面，允许商民开采。但是清政府又与商人争利，在铜冶业中实行"官督商办"政策，商人生产的铜满足政府需要，剩余的才能自行出卖；它又实行"预发工本，收买余铜"的办法，低价强买铜斤，往往造成场商的赔本，使得铜业生产不能稳定。资本主义萌芽内部，工匠与场主对立，清朝政府支持场方，用封建统治的野蛮手段压迫工匠，镇压踹匠的"齐行增价"斗争，机匠的"罢工"斗争。清政府的这种干预，使封建主义的因素渗透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关系中，破坏着它的成长。所有这些都说明清代前期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地位，农民的反抗斗争触及到封建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这是他们觉醒和力量壮大的表现，也是他们对立面地主阶级力量削弱的表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缓慢发展，打破了封建的一统天下，自然是它的衰落的征兆。皇权的极度发展，官僚机制的腐败，说明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已经没有什么发展余地，日益成为社会机体的赘瘤。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在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制度正在衰老着，它的主人地主阶级没落着，它没有什么生机了，但是它还没有走到尽头，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可以作局部的调整，资本主义萌芽远没有茁壮成长。因而也没有形成足以代替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力量。所以说这个时代是封建制的衰落时期，或者说是晚期，这是孕育封建制掘墓人的时代，它不是末世，不是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即不是封建制的瓦解时期。如果不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纯粹的封建制还将有一个较长的时期。既然如此，时代也就允许和要求封建人物沿着封建制实行改革，去发展它，维护它，延长它的寿命，不过这种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受到极大限制罢了。因此，像康熙和雍正这样比较杰出的帝王的出现，是当时社会条件允许的和需要的。还有一种社会因素影响雍正的行政，这就是那时满族的状况。从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诸部到顺治统一全国，是满族的兴起时期，康熙时代处于满族的发展期。作为新兴民族，具有奋进精神，它的统治全国，政治就比明朝末年清明得多。而到了雍正时期，它已逐渐走向衰落，进取精神大不如前，但仍有保留，在下述几方面体现得还是比较明显的：重视少数民族问题，经营边疆，巩固祖国领土。中国历史上比较大的少数民族王朝，都对巩固边疆作出贡献，而元朝、清朝尤为突出。造成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统治民族处于发展期的因素很重要。满族原居于边疆，建立全国政权后，遭到人口众多的汉族反对，它为巩固统治，必须保持自己的发祥地，还需要提高个别少数民族以协助其进行统治，所以康熙、雍正都大力经营边疆，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皇帝勤于政事。清朝在兴起和统一过程中，皇子驰骋疆场，以建立功业为尊荣，引导贵胄奋兴向上。统一后，对皇子教育正规化，使之学习满汉文和各种知识，练习骑射。康熙率诸皇子随侍南巡、秋称，参与一些军政事务，训练了他们的从政能力。如此这般培养出来的皇帝都比较勤奋精明。康熙和雍正宵旰勤政，每日接见臣工，处理朝政。康熙爱游猎，然而不废政事。雍正实行奏折制，理政不怠，在封建帝王中，难有出其右者，所以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 "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郑天挺师说雍正是"好皇帝"。他们的分析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把明代中后期的君主与清朝一比相差甚远，明太子出阁就如同儿戏，皇帝或昏庸，或荒淫，不理朝政，造成宦官专擅的黑暗局面。清朝迁都北京，设内管领处，代替明朝的宦官职事，顺治后期设立内官十三衙门，康熙初年即行裁撤，建立内务府负责宫中事务，从而杜绝宦官专权。清朝前期皇帝的振作，是满族发展时代的精神体现。封建社会晚期与满族发展期相结合，要求和允许雍正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改革，做出他的贡献。严重的阶级斗争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向雍正提出如何维护以满族为主体的地主阶级统治的问题，也使他产生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感。他相信这时满族人还具有的向上精神，痛恨社会积弊，力求使清朝政权从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和朋党之争中解脱出来，他实行改革，经过剧烈地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澄清吏治，局部调整农民与政府、与地主的关系，是在封建制晚期所允许的范围内实现的，他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失败了，这是他的时代和阶级地位决定他不可能做得更多。雍正之所以能成为比较杰出的帝王，就是他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在可能的条件下，作出了应有的努力。除此之外，雍正本人的因素也影响着他的政治。雍正自幼聪明好学，具有综理政务的才智；雍正具有刚毅的性格，但又性情急躁，残忍无情；雍正具有政治抱负，决心实行改革；雍正的思想和性格，产生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雍正的理想、才能、性格和作风，同当时的社会条件相结合，产生他的政治，具体表现可以归纳如下：认识时势，决定改革政治的内容和范围。康熙晚年政事废弛，雍正早就看在眼里，正确认为那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决心加以整治革新。如官吏滥征火耗，侵吞钱粮，康熙睁一眼闭一眼，以示宽大，更怕承担肯定加派的恶名，拒绝臣下将耗羡部分归公的建议。雍正从务实考虑，不避加派之名，才能实行赋役改革。雍正基于他对形势的认识，改革的面相当广。办事雷厉风行，加快改革的速度。雍正勤政，使事情进展较快，如清理积欠令下之后，立即见效，库存情况有所好转。再如实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为统一事权和加快速度，将原属四川的一些地方划归云南，又把广西从两广总督辖下改归云贵总督管理，雍正又不秩提拔改土归流中有功的哈元生、张广泗等人，进一步推进这项改革措施。土司制有数百年的历史，明朝也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实行过改流，但雍正在短时间所做到的要多得多。政治思想的状况，决定改革的深度。雍正对主佃矛盾看得比较严重，认为只有压抑不法绅衿的权力，才有利于稳定农村秩序，故而加强对绅衿的管理，改定有关主佃关系的法令。他除豁山陕乐户、绍兴惰民、宁国世仆、徽州伴当、广东旦户、常熟丐户、教坊司乐户等贱籍，允许他们改业从良，为他们的解放解除了法律的禁令。这些贱民的沉沦都有数百年的历史，前代有的帝王只在极小范围内对它们做过一些释免，而雍正则大刀阔斧地进行，表明他富有政治气魄，敢于革除数百年积弊的勇敢。因而在某些方面，他的改革比他的前辈深刻。由此可见，雍正的确是值得肯定的封建帝王之一。乂2)太宗皇太极 (1627-1643)(7) 仁宗颗琰 (1796-1820)1(8) 宣宗旻宁. (1821-1850)雍正子嗣表弘晖弘昀弘时弘历弘昼福宜福惠福沛弘瞻长子次子三子四子五子六子七子八子九子(乾隆）1678年十月三十日，胤稹出生，为康熙第四子。母乌雅氏，孝恭仁皇后，时为宫女，次年受封德嫔1683年跟从侍讲学士顾八代学习，直至康熙三十七年1686年康熙巡行塞外，胤稹随行，同往的皇子有允扔、允提、允祉1691年约在本年胤稹奉父命同内大臣费扬古女那拉氏结婚。那拉氏后为孝敬宪皇后1696年康熙亲征噶尔丹，诸皇子从征，胤稹掌正红旗大营1698年康熙授诸子世爵，胤稹为贝勒1699年是年，康熙为诸皇子建府，胤稹府邸在其中，为日后的雍和宫 1703年康熙南巡，至江宁、苏州、杭州，胤稹及允扔、允祥从行 1708年废黜皇太子允扔1709年复立允扔为太子。胤稹受赐王爵号雍亲王。约于是年受赐圆明园1711年胤稹第四子弘历生1712年康熙再次废黜皇太子允扔1713年雍邸属人戴铎提出全面夺取储位的规划，胤稹说他的建议是金石之言 1722年康熙死，隆科多传遗诏，命胤稹继位，胤稹正式即位，改元雍正 1723年分化瓦解朋党;革新除弊;实行秘密立储法。青海厄鲁特罗卜藏丹津叛乱，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讨之1724年雍正将康熙圣谕十六条敷衍成《圣谕广训》，作序颁布，令向民间宣讲。颁布《御制朋党论》，为允祺集团而发。任命田文镜为河南巡抚 1725年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为祯瑞，告祭景陵。以扬名时为云贵总督管云南巡抚事，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云贵总督事。以九十二大罪命年羹尧自裁；命李卫为浙江巡抚1726年将允祺、允搪削除宗籍;命张廷玉为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蒋廷锡为户部尚书 1727年签订《恰克图条约》。以四十二大罪将隆科多圈禁，后死于禁所 1728年湖南曾静遣其徒张熙往陕西策动岳钟琪反清，兴大狱，诛连浙江已故理学家吕留良及其门人严鸿逵、沈再宽等人1729年因曾静案，设湖南观风整俗使。以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征准噶尔。设军机房，即日后的军机处，代替了内阁的地位1730年允祥死，雍正临丧所，命配享太庙；诚亲王允祉以临丧无状，削爵圈禁；封允扔子弘皙为理亲王1731年傅尔丹被准噶尔打败于和通泊，命马尔赛为绥远将军，前往军营。皇后死，谥教敬宪皇后;鄂尔泰奏报改土归流完成 1732年吕留良案审结，吕留良、严鸿逵戮尸，沈在宽立斩 1733年封弘历为宝亲王，皇五子弘昼为和亲王1735年因改土归流，贵州古州发生叛乱。雍正皇帝死，有事先封存的传位诏书，命弘历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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