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传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第十二章私人生活

后宫嫔妃作为帝王，唐太宗当然过着封建特权式的宫廷生活，皇后虽只一个，妃嫔则为数甚多，史书记载生过儿子的后妃宫人就有长孙皇后、杨妃（隋炀帝女）、阴妃、韦妃、杨妃、杨氏、王氏与燕妃等人。此外，还有不育的妃嫔，加在一起，可说妻妾成群。在个人爱好方面，唐太宗具有广泛的兴趣，是个武则擅长弓马、文则喜爱诗书的多才多艺的君主。唐太宗在建立功业的过程中，得力于长孙皇后的配合与协助。长孙皇后是个有见解、识大体的女性，与唐太宗政治思想十分合拍，是太宗的贤内助。晚年又有贤妃徐氏，也得到太宗的器重。长孙皇后是在唐太宗即位初封的。在太宗施政前十年，"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国之赏罚，事关大局，唐太宗将国家大事与她商讨，说明赏识皇后的政治素养与才干。长孙皇后并不恃才骄人，素以女流之辈自谦，语以 "岂敢豫闻政事"而退让；经唐太宗再三坚持，她才勉从君命。长孙皇后最突出的政治见解是防范外戚专权。胞兄长孙无忌与唐太宗起事前有"布衣之交"，后又以玄武门夺嫡之功，位列"佐命元勋"，唐太宗对之信任备至，"委以腹心"、引入卧内。长孙皇后对此殊遇惴惴不安，多次向唐太宗表明心迹："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女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她还担心唐太宗不应允其请，"又密遣无忌苦求逊职"。唐太宗曾一度应充，后又依据功勋与才干仍授无忌宰相之职。长孙皇后生前力避裙带之嫌，难得的是临终还念念不忘：又妾之本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历史上的后妃得宠时，依凭裙事风加重本家族父兄的权势是不乏其例的。长孙皇后以汉代诸吕与霍氏专权专导致乱政而身败名裂，作为"切骨之戒"，不失远见卓识。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必须制止后妃与其父兄的政治勾结，挫其权势。长孙皇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曾撰文对东明帝马皇后不能抑退外戚专权进行非议。马皇后德行、人品均称东汉一代后妃中的佼佼者，她知书、达礼、孝亲、事君、节俭、言政多与长孙皇后相似，史称贤后，汉章即位尊为皇太后，还晋封马太后的三个兄长为列侯，马太后虽对其姻戚"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的权势排场如以训诫，然而最终仍同意家兄接受封爵、参与政事。为此，长孙皇后著文论驳汉明德马皇后，以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车水马龙，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未事耳。她认为，皇后的外家贵盛是乱政的祸源，总结了东汉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要以之自勉。贞观之治的政治特点是没有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可以说是与长孙皇后的远见卓识有关。作为皇后，具有位居宫廷妃嫔之上的大权，然而长孙皇后并不恃权骄人，母仪宫廷、妥善处置。例如，对宫人义存体恤。宫人平时做宫内杂役，贱如奴隶。唐太宗有时易动肝火，往往以非罪迁怒宫人。长孙皇后在唐太宗盛怒之下，只得顺他的性子，不过提出了让她究治的要求，宫人到她的手里，只拘留不搞刑讯。等待唐太宗余怒尽息，慢慢为她们申诉冤屈，得以宽免，由是宫闱之中，刑无枉滥。又如对非亲生子女与亲手子女一视同仁。唐太宗有一女儿名叫豫章公主，不幸早年丧母，长孙皇后以亲母相待，"收养之，慈爱逾于所生"。她对亲生儿子，不加溺爱，经常教育，训以 "谦俭"之道，嫡长子李承乾贵为太子，常感"器用"不足，通过乳母请求增加，她不允所请，认为"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 "再如长孙皇后对患病的妃嫔极为温存、体贴，也被宫中传为美谈。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从而改变了武德年间宫廷混乱、妃嫔倾轧的靡烂之风，这也体现了她的政治才干。在宗教观方面，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样是个不崇奉佛教的政治家。贞观八年，皇后随唐太宗闲住九成宫时身患重病，御医遍诊，药物治尽，病体不见好转。太子承乾入侍母后，建议祈求佛祐"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皇后耐心解释："若修福可延，吾素非所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点出了脩行佛事并无灵验的教训，说明她没有沾染上当时朝野上下迷信佛教因果报应的陋习，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承乾建议"奏赦囚待"，是因人为法的破坏法制的行为，长孙皇后反对废弃的法律进行修善，指出"赦者国之大事，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尽管大臣一再请求，唐太宗也允大臣所请，但她坚持不弃国法。长孙皇后不迷信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崇尚薄葬。如她临终时的遗言说： "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当时上自勋戚下至士庶风行厚葬，破费资财，伤风败俗，且有逾越葬礼等级者。唐太宗为此曾颁布诏令严格加以制止，长孙皇后亲自作出表率，唐太宗基本照办，"因九峻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这是对当时厚葬歪风的惩革。长孙皇后协助唐太宗创立"贞观之治"，有开创之功。可惜她享年不永，于贞观十年六月与世长辞，年仅三十六岁，十一月葬于昭陵。肃宗上元元年，被尊为文德顺圣皇后。长孙皇后毕竟是封建时代后妃的楷模，她的贤惠，当然不会超出这个限度。在她生前曾编纂历史上妇女"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作为效法古贤砥励自己的借鉴。当时她自谦编撰缺乏条贯，不愿出示。直至她去世，宫内尚仪局司籍官员才进呈御前，唐太宗阅后不胜感慨，把书宣示大臣说： "皇后此书，足以垂范后世。"并由此浮想联翩，感到心酸，若有所失地道："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唐太宗的贤妃徐氏，名惠，从小聪明好学，四岁能口诵《论语》《毛诗》，八岁能做一手好文。此后"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唐太宗喜她知书善文，纳为才人，欣赏她"挥翰立成，词华绮赡"的才学，很快晋位婕妤，再迁充容。贞观晚年，唐太宗频繁发动战争，不免重役于民。她于贞观二十二年上疏进谏，指出近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警告唐太宗"人劳乃易乱之源"，希望他"?咸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这篇近千字的疏文写得结构严谨，声情并茂，论据充实，真切感人。《旧唐书》本传全文照录，绝非偶然。自从魏徵死后，贞观晚年中直谏大臣就数马周、褚遂良最为突出了。然观史籍，马周、褚遂良忙于辅佐李治，超擢宰相后，政治地位的骤变，直谏之举也不如前。相形之下，作为宫内的嫔妃能关心政事，骨鲠上疏，可见其难能可贵了。故深得唐太宗的赞赏："善其言，优赐甚厚。"唐太宗也与历代封建帝王一样，广占众媛，这是君权、夫权压迫的反映，对此，不能苛责唐太宗。然而，他的行为也有不够检点之处，以致被后世史家讥议。如他与裴寂合谋，安排晋阳宫女私侍高祖；诛元吉，纳其妃为己妃。可有学者认为唐朝源于夷狄，宫闱之事必受影响。从政治来看，李渊祖父李虎为西魏柱国，曾被鲜卑拓跋氏赐姓"大野氏"。李渊父亲李晒，仕鲜卑族宇文氏的北周为官；李渊仕鲜卑化的汉人杨隋政权为官。父祖几辈与鲜卑的政治渊源不可能对唐太宗没有影响。从地域来看，李唐发家陇西，陇西从秦、汉以来一直是胡、汉杂居地带，特别是北朝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风俗习惯互相影响，既有鲜卑人的汉化，也有汉人的鲜卑化。从婚姻来看，北朝以来，陇西李氏世为贵族，多与鲜卑上层联姻。如高祖母为独孤氏，太宗母为窦氏、即鲜卑贵族纥豆陵氏，高宗母为长孙氏，都是汉化的鲜卑族姓。而鲜卑婚制在其未汉化以前是比较自由的："以季春月大会饶乐水上，饮礁毕，然后配合。"东汉时鲜卑人还停留在对偶婚阶段，魏晋南北朝时鲜卑族虽受到中原汉化的影响，然而对偶婚的残余仍然保留，这对陇西李氏不能没有影响。再者，唐初与突厥关系密切，李渊曾称臣于突厥，李世民与突厥可汗有结拜兄弟之盟，他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突厥的"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的婚俗影响。他纳弟妃为己妃，在鲜卑化的汉人或汉化的鲜卑人以及突厥人看来是正常的，然而在具有正统的儒家思想的汉人看来是粗野的，特别是强调封建伦理的宋代理学家看来，就会大惊小怪了。其实，这种落后的婚俗反映到带有胡族血统与胡族气质的唐太宗父子身上，是不足为奇的。故"乱伦"的指责不免夸大，顶多是行为不够检点。不过，要指责的是他的选美。唐太宗逞其淫威，一生中曾罗致了不少美女与才女。贞观十一年，武则天时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才女徐惠比武则天约小三岁，估计于稍后入宫。甚至有的已有婚约的美女，也被强选。贞观八年，唐太宗得悉隋代通事舍人郑仁基有一个"容色绝姝，当时莫及"的年轻美貌的女儿，动了占有之心，于是下诏礼聘郑女作为充华女官。魏徵闻讯郑女曾许配书生陆爽，如果强聘入宫，无异拆散郑女的美好姻缘。他乘册封使者未行之机马上进谏，具告原委。唐太宗得知，十分难堪，只得下诏自责，命令停发册使，收回成命。然而，房玄龄等大臣揣测唐太宗意犹未尽，于是上疏迎合，借口"大礼既行，不可中止"。陆爽在官方压力下，只得违背心愿上表否认这个婚约。唐太宗固然又动起脑筋来了，他故意询问魏徵，陆爽为什么自言无有婚约？魏徵逆旨解释；"彼以为陛下外虽舍之，或阴加罪谴，故不得不然。"在魏徵的据理力争下，只得作罢。这说明唐太宗能虚心纳谏，比起隋炀帝来，不至在贪图女色方面走得过远。唐太宗还接受了魏徵谏阻外来的女子。贞观五年十一月，"新罗献美女二人，魏徵以为不宜受。"其理由是："蕃夷献女，诚不足怪，但今日受纳，实非其时，道路传闻，必生横议，若微亏圣德，悔不可追。"唐太宗高兴地遣还了新罗美女。唐太宗虽然多方罗致美貌淑女，然而在忠直大臣的劝导下，晚年也有收敛。喜爱弓马唐太宗以马上取天下，在武力统一中原与边疆的过程中，多得力于骑射战术，故始终喜爱弓马，这既是他尚武兴趣的流露，也是他加强武备的表现。生于北地、长于戎马的唐太宗，从小就形成了英武的性格，喜弓善射就是这种性格的反映。晋阳起兵后，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弓箭从不离身。他所发射的箭，比通常用的箭大一倍，命中率高，威力大，能"射洞（即穿）门阖"。房玄龄赞扬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虽属溢美之词，亦可见其善射概况。例如，武德二年十一月，李世民和宋金刚相持于柏壁，有一次为敌军所包围，"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骁将，贼骑乃退。"有史学家注曰："史言世民不惟有天命，亦武艺绝人。"武德三年七月，秦王世民率军围攻洛邑，在慈涧遭到敌将单雄信的袭击，几为所败。"太宗左右射之，无不应弦而倒，获其大将燕颀。"左右开弓，武艺确实高超。武德四年十月，平定东都后，"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于常"。后来在讨伐刘黑闼的战斗中，曾"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传观，以为神。后余大弓一、长矢五，藏之武库，世宝之，每郊丘重礼，必陈于仪物之首，以识武功云。"由上可见，秦王李世民的显赫战功是跟他善射大箭分不开的。"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这是经验之谈。平定天下后，太宗仍经常骑射，《出猎》一诗反映了他使兽惊鸟飞的娴熟弓法；"碉戈夏服箭，羽骑绿沈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为示他对弓的特殊爱好，又作《咏弓》诗一首："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惊，啼猿映枝转。"他正式即位后，虽然不必亲操大箭，弛骋战场，但是喜欢弓箭，不减当年。武德九年九月，他在显德殿庭院中亲自担任警卫将卒"习射"的教练。每天有数百人参加，射中者赏以弓刀与布帛。当时朝臣进谏说："今引裨卒之人，弯弧纵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正恐祸出非意，非所以为社稷计也。"唐太宗不听，并自告奋勇地说，以后只要有空，就乐于充当教练。贞观元年，他广泛搜罗良弓，选择其中的十余只，与巧匠一道研究制作的道理。巧匠认为这些弓木心不正，脉理皆邪，并非良弓。唐太宗虚心听取，表示要好好学习。同年十月，因"上好骑射"，孙伏伽进谏说："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这个批评显然是一种误会，却从中却透露了唐太宗对骑射癖好。善于骑射者，总是喜欢弓又酷爱马的。唐太宗很有一套识别与驾驭良马的本领，并精通骑兵战术。他参与统一战争时，每战必乘骏马，冲锋陷阵。武德四年五月，在虎牢战役中，窦建德军中有个名叫王琬的，乘隋炀帝所御骢马，出来挑战。秦王世民一看，赞叹说："彼之所乘，真良马也。" 于是，由将领们冲入敌阵，把王琬连同骢马都擒获归来。这匹良马就成了唐太宗的坐骑之一，取名黄骢骠，至贞观晚年还随他远征，可惜途中死亡，他 "颇哀惜之，命乐工制《黄骢叠曲》"。可见，他爱良马感情之深。唐太宗爱马成癖，留下了一些咏马的诗篇，其中以《咏饮马》为上乘。其云："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诗从动态畅写了饮马的各种态势，最终以"翻似天池""腾波龙种"作结，宛若天马行空，神妙无比，倘没有爱马的深沉感情，相马的丰富经验，焉能如此绘声绘色。喜马必爱，爱之则养。唐太宗即位初就在宫中建筑马苑，专门饲养心爱的良马。一次他"特爱"的一匹"骏马"，"无病而暴死"，"太宗怒养马宫人，将杀之。"长孙皇后以春秋时齐国晏子谏齐景公勿以马死杀人的历史典故，提醒唐太宗，"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耶？"终于使太宗释宫人不问。骏马暴毙，养马失职，罪不至于死。唐太宗以情坏法是不对的，不过，从中也可窥见他爱马的深切。骏马立功，不仅生前受荣，而且死后雕刻主人墓侧让人凭吊，这本是突厥酋长墓葬的习俗，表明他们尚武爱马的风貌。唐太宗嗜好良马也受突厥风习的影响，在他晚年选中的六匹常乘破敌战马最为得意，不仅生前爱之形影不离，而且死前还遗命雕刻六匹验马以装饰昭陵，号称"昭陵六验"。对六骏赐名为飒露紫、特勒骠，拳毛躺、白拳娲，青骓，什伐赤。飒露紫，什伐赤皆为平王世充时所乘战马，分别身中一箭与五箭。特勒骠为平刘武周部将宋金刚时所乘。拳毛躺平刘黑闼时所乘，共中九箭。青骓平窦建德时所乘，身中五箭。白拳驱平薛仁果时所乘。六骏雕像前据说由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唐太宗按图作赞，以酣畅的笔触赋其战功云：拳毛躺为"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什伐赤为"渡涧未静，斧钺伸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白拳驱为"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特勒骠为"应策腾空，承声牛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飒露紫为 "紫蔫超跃，骨腾神骏；气普山川，威凌八阵。"青骓为"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昭陵六骏出于无名氏雕刻家之手，是采取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雕刻形式完成的。造型粗旷，雄健有力，神态生动，质感强烈。六骏形象各不相同，或原地待命，或轻步徐行，或驰骋战阵，或腾空飞跃。这些杰作摆脱了北朝以后承袭的佛教雕刻的呆板与俗气，它既是唐初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又是唐太宗爱马成癖与他驰誉战场的真实写照。爱好弓马的唐太宗性喜围猎。围猎需有娴熟的骑射技术；反过来，骑射技术也需借围猎得以巩固与提高。唐太宗即位后，多次在宫苑或猎场内围猎，显示了他高超的骑术与射术。武德七年，李建成、李世民陪同高祖打猎。李建成有一匹"肥壮而喜蹶"的胡马，他不怀好意地怂恿世民说："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李世民为了不示人以弱，"乘以逐鹿"，劣马难驯，蹶腿、掀人，李世民机智地"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始终没有被悍马掀翻在地，足见他有驾驭劣马的技巧。贞观十一年十月，唐太宗东幸洛阳苑中围猎。洛阳苑在东都城西，周围有一百二十六里，是个规模巨大的狩猎场所。唐太宗与侍从驰马野兽群中，忽"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一雄豕兽性大作，直扑太宗马前，慌得在旁陪猎的吏部尚书唐俭翻身下马，与豕格斗。太宗从容拔剑断豕，顾而笑曰：押"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有！ "原来，武德四年十月，秦王被任为天策上将，当时唐俭为天策府长史，随秦王驰杀于敌将之中，时隔十五年，唐太宗仍然英姿勃勃，显示了他的骑术与剑术仍不减当年。群臣对于唐太宗的射猎多持反对态度。一是为他的安全考虑，如孙伏伽、虞世南、魏徵均有谏阻。其实，唐太宗骑射高明，又有侍从，生命安全是为他的扰民担忧。如贞观十一年八月，唐太宗面对多数谏疏劝其克制围猎时解释说："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 "围猎不忘武备，可谓太宗的战略眼光远大。综观史籍，贞观四年初平突厥，于年底始有围猎。贞观五年春正月，《通鉴》中载"上大猎于昆明池，四夷君长咸从。" 无疑显示四夷，具有不忘武备之意。但帝王外出围猎，所经之处需供给酒馔与修桥筑路，必然惊扰、奴役百姓，故"无一事烦民"是开脱之词。不过，唐太宗尽量不妨农事也是事实。贞观十四年十月，他到同州射猎，当时正值秋后丰收，刘仁轨上言： "今秋大稔，民收获者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太宗接受了刘仁轨提出的秋收完毕出猎的建议，终于推迟了一个月。可见，他在臣下的提醒下，还能克制自己，不妨农事。故他选择农暇出猎，这有《出猎》一诗做证："楚天云梦泽，汉帝长杨宫；岂若因农暇，阅武出辕嵩。"诗中进一步阐述了围猎是为了布阵练兵，不忘武事： "三驱阵锐卒，七萃列材雄；寒野霜氛白，平原烧火红。"故贞观一代，唐太宗尽管频有出猎，但由于围猎时间绝大多数安排在十至十二月的冬闲季节，这有他写的"金鞍移上苑，玉勒骋平畴"的《冬狩》一诗做证，所以基本上没有造成扰民之害。唐太宗外出围猎，左右有猎手陪同，名曰"百骑"。据《新唐书?兵志》中载："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所谓"二番于北门长上"，即在玄武门担任宿卫的卫士，一年中有两个月轮番为唐太宗充当围猎助手。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八月对谏臣解释的"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即指这些"以从田猎"的"百骑"。接着《新唐书?兵志》中又云唐太宗于贞观中从"飞骑"中精选一批"百骑"："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其法：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以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复择马射为'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鞯，为游幸翊卫。"《资治通鉴》卷一九五亦有类似记载，贞观十二年"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营飞骑于玄武门，以诸将军领之，又简飞骑才力骁健、善骑射者，号百骑，衣五色袍，乘骏马，以虎皮为鞯，凡游幸则从焉。"不过，《新唐书?兵志》中提及唐太宗曾先后两置"百骑"，贞观十二年所置的"百骑"是从"飞骑"中精选出来的，是"飞骑"的一部分。而"飞骑"是贞观十二年"始置"或"初置"的，由它衍化的"百骑"是贞观初"百骑"的沿袭，并非"始置"或"初置"。故《新唐书?兵志》与《通鉴》并不冠以 "始""初"之词。这说明"百骑"与"飞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再者，前后"百骑"亦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者，指其"以从田猎"的职责不变；区别者，指其时间的先后、身份的良贱有异。《旧唐书?王毛仲传》云："初，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骁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著画兽文衫，谓之'百骑'。"王毛仲曾任玄宗为太子时的"知东宫马驼鹰狗等坊"，玄宗即位又"检校内外闲厩，知监牧使"，"天子才之"。可见，王毛仲善于养马，必知与养马有关的"百骑"之类的掌故。所谓"官户蕃口"是指不入户等的贱民，他们的身份比官奴婢略高一等。按官奴婢赦宥放良的次序是 "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番户"即指分番服役的官户之类。这就与《通鉴》所说的"百骑"对象是"才力骁健"的户等、《新唐书?兵志》具体指出是"取户二等以上"的富家子弟的身份有异。显然，《通鉴》与《新唐书?兵志》是不会搞错的。据此，《旧唐书?王毛仲传》中载的贞观中的"百骑"身份在时间上有误，正确的年限应是贞观初。贞观初既有"百骑"，为什么贞观中又复立"百骑"呢？据推测，事隔十来年，原先的"百骑"少年已成中年了，不能胜任围猎，故以新代旧，然其职责没有大变。总之，唐太宗爱好围猎不是纯粹出于个人癖好，而是与他 "武备不可忘"的战备观念有关的。书法诗文唐太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兼书法家。他在《金镜》中说："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射。"故他"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他重视文化，文艺的作用，喜欢附庸风雅，刻意工书，也是他倡导以文治国的一个方面。基于此，他成为唐 ^ 代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君主。世唐太宗初以武功立国，不暇于学，而"晚始向学，多属文赋诗，天格赡丽，意悟冲迈"。由于他喜欢舞文弄墨，生前写了不少诗文，清人将他的诗民文编入《全唐文》，《全唐诗》中，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传李世民的散文多属政论、史论、诏敕之类，其中《帝范前、后序》《金镜》等为其代表作品。散文多用骈俪文体，尚未摆脱六朝以来的绮丽文风，故注重辞藻、语多用典、讲求对偶、排列工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思想的发挥与感情的活跃。但是，作为一代开国有功之君，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与艰难的统治历程，具有比较深厚的生活根基，故政论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其中不乏巧思警句。如《帝范后序》总结自我一生功过，恰如其分，语多励人：吾即位以来，所缺多矣。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不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数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取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大损小人不怨，功大过微德未亏。唐太宗以君道自励，以慎终自勉，以史事鉴今，以帝范训子，以忠谏察臣，以正直垂节。内容多涉戒奢、防骄，纳谏，任贤，宣扬王道，探究人事，励精图治、拨乱反正，开创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贞观文风，直接为"贞观 302之治"的政治服务。在太宗的倡导与实践下，出现了贞观宫廷文坛的盛况。卢照邻指出：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虞（世南）、李（百药）、岑（广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徵），来（济）、褚（亮）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唐）之得人，于斯为盛。变风变雅，主体不拘一途；既博既精，为学遍游百氏。唐初诗作流传后世最多的当首推唐太宗。唐太宗生于北国，长于隋末，且爱好文学，自然易受南北诗风的熏陶。气度雄豪类近北诗刚劲之风，贵族世家又性喜南诗柔媚之咏。唐初政治上一统，亦要求南北诗风冶于一炉。唐太宗在《帝京篇序》中指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要求文艺像政治一样，"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中和"者，糅合南北文风取长补短也。也就是李延寿、魏徵所说的："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炳炳，尽美尽善矣"。然而统一南北文风，历时既短，亦非朝夕可成。就其倡导者贞观君臣而言，也未能如愿。故南朝崇尚绮丽文风的余波，仍能殃及唐初文坛。使唐太宗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产生脱节，故他的诗作注重繁富辞藻之形式，缺乏感人的思想激情。虽然如此，但其内容并不颓废、萎靡。不过，艺术形式上的拘谨，也确实削弱了诗作的感染力。唐太宗的近半数诗，为宫廷咏物之作，此外为叙事，写景以及从京城到地方巡游的帝王生活的描绘。他善于抒发政治情怀，也有成功的寓情于景的篇章。《帝京篇》与《春日望海》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帝京篇》组诗共十首，以首写长安宫殿始，末以反省戒骄终。首尾连贯，层次历历，为其精心杰作。如开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回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气魄宏大。末首六句较为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惠民的政治思想："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指出治国不善，可能危及国家覆灭，因此必须表言支甙对我夂妨千会之熏非尤成t有文个織普 <之L古又4称足女身言7之>軍之复钦i麥受老心L木朋t T勞一功欲丨V]涵分也不敦吋螓 .名灰部t之务姜！絲j唐太宗书法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政治上的自满与生活上的放荡。励精图治还需明察臣下的直言规劝，择善而从；明确法律条文，才能赏罚分明。末了还假托天命以敬天临民，剥削有节而称明君。《春日望海》是一首五言二十句的古诗。前十句主要写景，展现春晨 "沧海"的浩瀚和日出的壮丽。作者用"地纪""天潢""三岭""八荒"形容祖国山河磅礴的气势。又以"拂潮云布色，浪穿日舒光。照岸花分彩，迷云断雁行"四句渲染日出海景的壮观，不禁心潮起伏，由即景转入抒情，寄托政治抱负："怀卑运深广，持满守灵长"，意即谦谨执政，深谋远虑，守成防骄，才能长保江山。下面，再从自然的沧桑剧变想到社会的时势运转，由此追思历史上秦皇、汉武的功业，转而批评他们出海求仙的虚妄，最后以"端拱且图王"作结，表明自己搞好国家治理的决心。唐太宗不仅能作诗，而且也能评诗。如他曾命令"藻思沉蔚，尤工五言"的李百药和作他的《帝京篇》，阅后"叹其精妙"，还手诏赞之；"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又如他读了杨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等，都认为失之"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他的作品具有显著的政治色彩，故他的文艺观明显地反映了文以载道与文以载德的特点。贞观文坛盛行君臣唱和，应制奉答、赴宴酬咏之风，其中不乏歌功颂德、摹写宫廷篇章，但在唐太宗强调诗贵劝诫、大臣力主体尚雅正的诗论制约下，并无卿卿我我的儿女艳情之作，宴会唱和也多抒发政事。如唐太宗有一^次在洛阳宫宴饮群臣，兴之所致，即席赋《尚书》诗一首，中云；"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减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诗意认为明君治世积善，不妨适情娱乐，流露得意神情。魏徵便赋《西汉》一'首，以汉高祖艰难创业，讽劝太宗不应及时行乐："夜燕经栢谷，朝游出杜原，终籍叔孙礼，方知天子尊。"太宗闻之赞曰，"魏徵每言，必以礼约我。"贞观君臣诗作贯穿君道、以礼约束，是文以载道的显例。唐太宗不重文名，注重修身，以昭君德，形成了文以载德的文艺观。由于他喜作诗文，日积月累，遂成宏篇。所谓"听览之暇，留一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贞观十二年三月，著作佐郎邓世隆奏请编录太宗诗文集行世，太宗"不许"，认为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唐太宗恪守自己的诺言，生前始终不刊文集，这是他文以载德的文艺观的反映。他还明确主张诗以言志，文以载德。他在《帝京篇序》中说："予追踪百王吃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以尧，舜明君为法，以秦汉之弊为鉴，不至海，不封禅，不求仙，不巡游，"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文以载德文艺观的形成，是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的结果。贞观二年，他对大臣谈到自己读了隋炀帝文集的感想时说："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乘机进谏："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曰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唐太宗深有感触地回答："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以炀帝的美文败德为鉴，不务虚名。可知败德之君，留文于世，徒然贻笑后人，从而吸取德盛才能文茂的正面教训，采取不刊文集的审慎态度。唐太宗爱好书法，注意培养书法人才。贞观元年在隶属门下省的弘文馆里"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有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唐代科举取士有明书一科，工书也是晋身之阶，这与唐太宗的重视书法艺术有关。王羲之是晋代杰出的书法家，擅长真、行、草书，尤善行书。唐太宗最喜爱王羲之的书法。贞观间，他"博购王羲之故帖"以及其他名家真迹，曾收得"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他大力搜求王羲之的墨迹不外两途。一是重金大量购买，即所谓"博购"，不惜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二是设计诈骗。唐初辩才和尚据有王羲之的名帖《兰亭序》真迹，他不愿出让这稀世之珍，于是秦王指使肖翼到辩才处骗取。所谓"太宗为奏王时，见榻本，惊喜，乃贵价市，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肖翊（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上年入奏府。"他赚取到手后，视为国宝，不肯轻易示人。"贞观十年，乃榻十本以试近臣"。生前他与真迹形影不离，死后还要殉葬。"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酷爱王帖的唐太宗除了把墨迹当作艺术品欣赏外，还临摹色研，工力甚深。房玄龄赞其"笔迈钟、张"，说笔力超过前朝书法家钟繇、张芝，未免言过其实，然亦并非毫无所据，故见其工力非浅，而能衍化而成"飞白"。所谓"太宗王羲之书，尤善飞白"。"飞白"是枯墨用笔的一种书法艺术，字体苍劲老练，因笔画中丝丝透白，故有此名。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赏宴三品以上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或乘酒争取于帝手，（刘）洎登御座引手得之。可见，太宗的"飞白"书法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以致成为群臣飞夺的目标。当时也有人临暮太宗书法的，如他的女儿晋阳公主"临帝飞白书。不能辨。"唐太宗以"飞白"赐人时赋予政治意义。如贞观二十一年，他为报答马周辅政之劳，"以神笔赐周飞白书曰：'鸾凤凌云，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唐太宗在书法实践的过程中，还十分重视技法的钻研。《全唐文》里辑有他写的《笔法论》《指法论》两篇，《笔意论》三篇。从初学与深造角度均作了精辟分析。他认为："初书之时，收视反听，绝虑怡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元妙。心神不正，字则倚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什，如鲁庙之器也。" 接着指出了点、画、擎、竖、戈、环、波等笔法要诀。又说："字以神为精魄"，写字需有神韵，只有"思与神会，同乎自然"，才能求得化境。但从下里巴人而趋登堂入室，需经过一番磨炼，领悟的功夫："故其始学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缓者，滞而无筋；太急者，病而无骨。横毫侧管则钝，慢而多肉。竖笔直锋，则干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动而手均。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粗而能锐，细而能壮。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唐初王羲之的书法盛极一时，唐太宗十分钦佩王羲之的卓越书法艺术。他说："学书者，先须知有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论；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然后意会王羲之书法精髓，达到神形兼备："学书之难，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唐太宗爱书及人，专为《晋书》撰写王羲之传论，评其书法"尽善尽美"，赞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他对王书爱不释手、誉其神妙无穷，是魏晋书林中的佼佼者。他虽对钟繇书法也有好评，然而"论其尽善，或有所疑"，"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唯对王书"心摹手追"，是何等的倾倒，直至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岂独唐太宗师法王帖自成一体，唐初诸家无不如此。贞观书法所以继隋之后在艺术上造诣很高，还与唐太宗推广王羲之书法有关。他曾指示著名书法家欧阳询、赵模、褚遂良等人临摹王书手迹。由于唐太宗推崇王羲之的真书、行书，草书，故产生了一场书法革新活动。唐以前虽已出现揩书、行书、草书，然而官方公文仍沿用隶、篆书体，书写既费劲，又难辨认，显然不能适应贞观时代办事讲究效率的需要。唐太宗顺应时代与文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凭借王羲之的威望，推动唐初的书法改革。昭陵现存的几十处的墓碑与墓志铭，绝大多数是用楷书、行草书撰写的，从而统一了南北朝以来南师王帖，北宗魏碑的自立门户局面，使王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唐太宗鼓励书法创新，还出现了"欧，虞、褚、薛"四大名家。他们的笔法都是从师法王书入手，精于隶、楷、行、草、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欧阳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虞世南从小拜同郡"善王羲之书"的智永为师，"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褚遂良则是王帖杰出的 ^ 鉴赏家。当时唐太宗以重金"博购"王帖，天下莫不争献，其中自然不乏鱼世目混珠者，唐太宗指示褚遂良鉴定，珠目无不分明，此后竟"无舛冒者"。褚遂良的鉴赏水平当基于他宗法王帖的深厚工力。薛稷是魏徵的外孙。"魏民徵家富图籍，有虞、褚旧踪，稷锐意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也。"成传为贞观、永徽之后"罕能继者"的后起之秀。人谓薛稷"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可见他也是近法虞世南，远宗王羲之的。唐太宗对生前的三大书法家中最服贴的是虞世南，赞其书法为"五绝" 之一，"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对于虞世南的书法理论亦很推崇，尝引其书论云："未解书意者，一■ 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而取拙，岂是书耶。纵仿类本，体样夺真，可图其字形，未可称解笔意。此乃类乎效颦，未入西施之奥室也。"由于唐太宗的提倡，虞体风行一时。虞死后，褚遂良书法大行于世，所谓"贞观永徽之际，虞世南、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欧阳询的官位仅是主管更鼓的率更令，位轻职微，但因书法有所创新，被太宗列入十八学士之中，以示荣誉，以资鼓励。欧氏"初仿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名曰"率更体"。他的刚劲清秀书法不仅为海内所宗、"人以为法"，而且还名扬海外，高丽亦慕名"遣使求之"。这些名家在师承王书的基础上都有创新，其中与唐太宗提倡继承与革新书法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嗜丹药身亡唐太宗晚年随着功业的隆盛与年岁的增高，也与历史上一切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一样，愚蠢地追求长生、服食丹药。直接的原因当与其情绪的消沉与健康状况的恶化有关。从史籍上可知，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以前多次外出围猎，精神焕发，骑射娴熟，说明有充沛的精力与健康的体魄。然而，从贞观十七年开始直至二十三年临终的七年当中，仅见外出围猎一次的记载，这从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他的健康状况趋向下降。究其原因，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泰被黜，对他的思想刺激很深，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精神上的郁郁寡欢影响了身体健康。以前很少服药的唐太宗，这时开始服食药石了。当时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述政事得失，唐太宗认为其言有益于国，"特赐锤乳一剂，谓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元戈直注曰： "锺乳，产于石，食之使人通气生胃。"由此可知，唐太宗这时已患了消化不良症。影响唐太宗健康状况下降的另一个事件，是贞观十九年征伐的失败，秋末"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所谓"不康"，是指"病癖"。年底退至并州，以作休整，次年二月起程，三月返京。据有的史学家注云："并州至京师一千三百六十里"，由于长途跋涉，归程劳累，再加战争失利，心情郁闷，唐太宗到京后再次病倒。"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为此下诏太子李治处决军国大事，李治于听政之暇，"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同年十月病虽愈，然而体仍虚，返至灵州，又"冒寒疲顿"，打算于年底前，"专事保摄"。至次年正月，"上疾新愈"。一场感冒竟然需要三个月的"保摄"，其虚弱可想而知。到二月，唐太宗又"得风疾"，直至十一月"疾愈，三日一视朝"。可见，唐太宗自贞观十九年秋冬以来，连续一年多患病，当时除早年的"气疾"外，又患"癖疾"、胃病、感冒、风疾等多种疾病。积极的药物治疗未见好转，便滋生了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的消极想法，寄托于方士的丹药，希望能收奇效。于是从贞观二十年年底开始服食丹药了。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去世，唐太宗因死者系开国元勋兼贵戚的关系，极为哀痛，决定亲临其家吊丧，行至中途，被长孙无忌挡驾。长孙无忌劝告："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 "服药不得临丧的禁忌，似非医方所立，当为方士的玄言诫，"金石"则为方士所炼的丹药无疑。可见，唐太宗至迟在贞观二十年年底已经吞服丹药了。然而，国内的方士丹药并不见效。又进一步欲求国外的方士丹药。大臣为了迎合太宗的这个心理，于是向他推荐了一名印度方士。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借兵吐蕃、泥婆罗，大败中天竺帝那伏帝国，俘其国王阿罗那顺与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同年五月，王玄策将方土进献唐太宗。这个方士"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这个谎言打动了唐太宗幻想长寿的急切心理。于是"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飙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经过近一年的炼制，"药成，服竟不效"，以致丹药中毒暴亡。这个教训直至高宗咸亨年间还在某些大臣中记忆犹新，当时东台侍郎郝处俊谏阻高宗勿服胡僧炼成的"长年药"时说道："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婆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所谓长生药，纯属谎言。如果唐太宗不服丹药，也许还可多活若干年。然而服食之后，病情急剧恶化，名医束手无策，以致提前结束了唐太宗的生命。宪宗时大臣李藩曾云："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递致暴疾不救。"所谓"暴疾"，即指丹药中毒；"不救"，指无法抢救。可知中毒之深，药性之烈。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说："太宗之崩，实由于服丹药也。"方士丹药害人已有明验，胡僧理应治罪，但是可笑的是，大臣对这个曾夺去太宗生命的天竺方士不治其罪，竟"放还本国"。据郝处俊解释："时议者归罪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出于担心天竺传为笑柄，对饵药毒帝致死的胡僧，不加刑典，未免迂腐可笑。回顾贞观初年，唐太宗一再耻笑秦皇祈求神仙、冀其长生的荒唐，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贞观五年，他反对图谶迷信。直至贞观十一年二月下节葬诏时，还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惰短之常数。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虽复回天转日之力，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讲得何等精彩！不料晚年竟重蹈秦始皇的覆辙，这是历史的悲剧，一代英主也不能摆脱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终于在贞观二十三年三月发病，五月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八月安葬于昭陵。昭陵营建了十二年，预建陵园不断扩大，封域面积最终达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如此规模，岂止"容棺"。至于防止盗墓也没有如愿。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太宗虽为终制以戒子孙，而昭陵之葬，亦不为俭。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岂非高宗之过乎。" 李治不遵父诫，固然负有责任，然而太宗晚年奢靡之风已有抬头，趋向厚葬也在所难免。不过，唐太宗毕竟是英主，临终时是作了一些限制的。其后，玄宗朝太监高力士进入太宗陵墓寝宫，"见梳箱一^，作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不禁赞曰：先帝"随身服用，唯留此物。将欲传示隋唐时期玉器子孙，永存节俭。"玄宗闻讯，亲往视之，见物"肃敬如不可胜"，"即命史官书之典册"。昭陵有功臣陪葬之制。功臣陪葬起自高祖献陵，但是，形成制度而颁定明诏的却在贞观时代。贞观十一年二月下诏："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缺，所司以此营备，称朕意焉。"同年十月，太宗又"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有史学家注云： "凡功臣密戚主陪陵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据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一所载，陪葬者有一百五十五人。另掘《金石萃编》统计，计一百六十六人。现知陪葬墓有一百六十七座。其中以功臣占大多数，还包括少数民族将领十五人，这反映了唐太宗对辅弼重臣的荣宠，体现了他君臣共治天下的思想。昭陵还列少数民族首领石刻像。高宗为了弘扬太宗的武功，命雕刻家造像十四座，表现其归附、擒伏的形象，他们是突厥族四尊，吐蕃赞府，高昌王麴智勇、焉耆王龙突骑支、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于阗王尉迟信、新罗王金真德、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阿罗那顺等。有史学家考察昭陵后描绘石像云："皆深眼曷鼻，弓刀杂佩，壮哉诚异观也。"夷象石雕，一方面体现了唐太宗"天可汗"的尊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唐初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以昭陵为中心的陵墓建筑以及陪葬的臣僚与归附的外蕃君长的墓、像等，围绕昭陵布局构成了完整的墓葬群，显示了唐太宗卓越的文治武功，礼赞了贞观极盛的统一政治局面。599年李世民出生613年李世民献计解雁门之围615年救父，突破甄翟儿农民军围困617年李渊太原起兵，攻入长安618年李渊即皇帝位，唐朝建立619年李世民率军讨伐刘武周及宋金刚620年李世民大败宋金刚,尉迟敬德降唐621年虎牢关大捷，败王世充622年讨伐刘黑闼623年平刘黑闼624年李世民率兵抵御突厥625年李世民屯蒲州防突厥，加为中书令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即皇帝位627年以长孙无忌为右仆射，君臣议行封建628年〈傭雅乐》作成，前后放宫女三千余人629年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仆射630年四夷君长请尊唐太宗为"天可汗"631年诏议封建诸侯632年太宗纳魏徵止封禅谏634年征吐谷浑，建大明宫635年平吐谷浑637年《贞观律》颁行，议刺史世袭638年《氏族志》颁行639年诏停世袭刺史640年令撰〈<5经正义》，许松赞干布婚643年令绘凌烟阁功臣像645年太宗亲征高丽，久攻不下，班师回朝646年平薛延陀乱648年太宗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649年瓶于孙无忌、猪遂良，不久驾崩，谥"文皇庙号"太宗",葬于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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